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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正处在发展的关键阶段，急需人才和智力的支持，推进高等教育的改革创新至关重要。深圳应该在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中，发挥试验、示范作用。如果现代大学模式能在深圳推行开来，对深圳的经济社会发展有促进作用，对全国的高等教育也有积极影响。
● 深圳经济社会等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兴办一流大学不差钱，唯一缺的就是体制，特别是和国际一流大学比主要差在体制。能否建成一流大学，关键看能否在一些关键领域取得突破，比如去官化，变行政主导为学术主导等。
● 好大学首先要有一个好的校董会，形成良好的高校治理结构。校董会选好了大学的高管，才能招到好老师、募到足够的款。设置专业和招生规模，要找准参照系。职业市场（ｊｏｂｍａｒｋｅｔ）应是最重要的参照系，专业和招生规模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定期调整。
深圳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争创国家教育综合改革示范区的目标，这是深圳贯彻落实《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重大举措，也是在新形势下培养创新型人才，积极应对经济社会转型的迫切需要。无论是深圳大学章必功校长，还是新近选出的南方科技大学的朱清时校长，都提到去官化、去行政化、实行教授治校等改革方针。深圳应如何推进教育改革和创新，在争取办学自主权及综合配套改革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推动深圳的改革开放创新，本报记者采访了有着丰富国际名校经验的知名教授丁学良。丁学良是香港科技大学终身教授、深圳大学ｉａｓ（高等研究院）的客座教授，对兴办世界一流大学有比较系统的思考。针对深圳的情况，丁学良为我们勾画出一个现代大学的组织构架和运行模式。
深圳建一流大学关键在制度性环节
丁学良很早就开始关注深圳高等教育改革，他认为现在深圳建设一流大学的时机已成熟。深圳是中国内地最成功的经济特区，未来还要继续往上走，实现可持续发展，在产业等方面不能再停留在制造业链条的低端，这时候提升深圳发展水平，高等教育的发展就提上了日程。
深圳应该在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中，发挥试验、示范作用。作为率先从贫困中走出来的改革开放排头兵，深圳应有这样的胸怀、胆量和理想主义精神。深圳经济社会等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兴办一流大学不差钱，唯一缺的就是体制，特别是和国际一流大学比主要差在体制。如果现代大学模式能在深圳推行开来，对深圳的经济社会发展有促进作用，对全国的高等教育也有积极影响。
创建一流大学，需要一些最基本的制度性的环节。丁学良曾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几个研究型大学中学习和工作，对它们的教学研究活动、体制细节、程序合理与否、社会大环境等方面进行过细心观察，对现代大学制度有着较为完整的看法。丁学良强调，这些制度对所有大学都适用，无论是改革深圳大学等现有大学，还是建设南方科技大学等新大学，思路、方向是一致的。
现代大学制度应该是什么样的？
现代大学制度，包括几个关键环节，像校董会、教师招募、招生、财源等。丁学良一一道来，他先提到好大学必须有好名字，因为校名就是品牌。内地一些学校三天两头改校名，缺乏前瞻性，无法适应中长期的需求，这样无法积累知名度。从国际经验来看，校名一方面要突出个性，另一方面不能有太多限定。有个性，就容易记住，不会搞混，像哈佛、斯坦福是用人名，芝加哥、普林斯顿是用地名，而且往往是地名越小越好。限定太多，则不利于未来发展，像麻省理工学院就因为有理工两个字，常被认为只有理工科，甚至曾因此面临被哈佛吞并的危险，而实际上麻省理工的人文社科系别也很强，经济学、政治学甚至哲学、语言都很有名。
好大学，首先要有一个好的校董会，形成良好的高校治理结构。校董会选好了大学的高管，才能招到好老师、募到足够的款，这个校董会不能是橡皮图章。丁学良认为校董会的人员组成应该是三三制：一是教育界、科技界知名人士。其中应该有本校资深教授，也有校外的内行、专家。二是工商界名人，企业家、银行家、律师，他们有产业界的影响力，能推动科研成果转换，也能为大学募款。三是公共服务领域的名人，他们热心公益，口碑好，有民意基础。
校董会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选出好校长，可成立校长遴选委员会来专门做这个事。校长一定是优秀的学者专家，但不一定是顶级的，这样才有威望，而且能理解教师的需求。顶级的一般不具备管理能力，比如说爱因斯坦，很多人都认为假如当初他当上了普林斯顿的校长，不见得好。２０世纪末以来，校长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募款，他可能不再有时间搞研究，而这对顶级学者来说是损失。校长一定要和大学有缘分、有感情，能把大学当成自己的家庭来操办，在中国高校行政体制下，很多校长离开自己有感情的学校，委派到其他学校去，这是不利的。所以，校长遴选应该还有到学校考察和演讲的环节，培养对学校的感情，也让老师学生了解校长。
教师招募是中国大学最薄弱的环节。受近亲繁殖等弊病影响，一些高校往往关上了向外招聘的大门。深圳的经济条件好，而且是移民城市，多元包容、心胸开阔，招募老师要有全国、全球眼光，至少要有１０％的外国老师，不仅在外语系里，像国际关系、国际贸易甚至中文系里，都应该不拘一格、广揽人才。照一个模子和标准招老师，大学很难有创新、有活力。香港科技大学很成功，４００多名老师，来自３９个国家，当然如果能有９３个国家就更好。老师来自五湖四海，学派上三教九流，学校的格局就会越来越大、水平越来越高。而且应为老师提供足够的保障，比方说年薪５０万元的应占到１０％，８０万的应占５％。
招生选拔的标准应该多元化。考试是必须的，但所占分量不能太高。应在程序合理、透明、开放的基础上，增加竞争的项目。比如看学生有没有多方面的才艺；有没有社区服务的经历，像帮助穷人老人、参与环保等，这表明了年轻人对社会有热情、有承诺，具备年轻人应有的理想主义；有没有领导和组织能力，这对学生以后在社会上的成功关系很大。
设置专业和招生规模，要找准参照系。现在内地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与其说是扩招的错，不如说是盲目设置专业和招生规模的错。婚结错了可以离，本科读错了，如何弥补？有些本科生回炉读专科，浪费人生，这是一切浪费中最可怕的浪费。职业市场（ｊｏｂｍａｒｋｅｔ）应是最重要的参照系，专业和招生规模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定期调整。国外高校都会定期ｒｅｖｉｅｗ专业和招生规模，还请校外人士来做，决定哪些专业要加强，哪些要消减。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关键阶段，应大力发展与制造业有关的工科。德国成为制造业强国，就得益于他们的学徒制和高等职业教育体系。
大学的财源不能完全靠政府。在绝大多数国家里，大学财源除了来自政府，民间和校友的捐款也是大头，有些私立的还超过了５０％。接受民间资本，不是搞商业化，大学仍然不以赚钱为目的。大学吸收捐款要有一套法律和道德规范，大学有独立的财政保障，就能在办学上独立自主，在设置新专业等方面大胆探索和创新。中国有很多民间资本想投资教育，大学吸引民间资本的潜力很大，关键要大胆创新。
构建良好的高校竞争合作格局
２１世纪争夺的是人才，而人才资源的培养主要靠教育。要看２１世纪究竟是谁的世纪，不看别的，就看谁拥有更多世界水平的大学。如果我们在办学体制上能有所创新，并且和国际一流水平接轨，深圳作为改革创新的排头兵，一定能在本世纪前半叶建成７到８所一流大学。从国际经验来看，每１００万人就应有一所大学，深圳有上千万人口，经济条件又好，人均收入高，只要有好的体制，深圳一定能办出可爱、可敬的大学。
大学是新知识、新技术的发源地，也是新观念、新思想和新的生活方式的源头。大学成为各地区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哪一个区域有一所世界著名大学，这个区域往往就能兴旺发达。比如英国的工业化革命，受益于牛津剑桥等近代大学；大巴黎的那一串名校，则为拿破仑的法国文治武功提供了思想、技术、艺术的支持；１９世纪研究型大学的兴起，则使德国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最重要的国家之一；更不用说，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美国高教体系，促成了世界进入所谓“美国世纪”。在后发国家也是如此，东京大学对日本，北京大学对中国都有积极作用。
深圳正处在发展的关键阶段，急需人才和智力的支持，推进高等教育的改革创新至关重要。能否建成一流大学，关键看能否在一些关键领域取得突破，比如去官化，变行政主导为学术主导等。不解决官本位的问题，什么都要请示、批准，这样的话，大学是不可能有进步的，砸再多的钱也建不成一流大学。深圳有良好的创新氛围，是移民城市，城市人口以年轻人为主，又毗邻香港，跨一步就能接触到国际先进水平。深圳的大学要摆脱行政干扰等束缚，大胆尝试、摸索，不要怕失败。
一流大学离不开良好的竞争合作格局。各学校抢教师、抢学生，在专业设置、教学方法等方面展开竞争，大学的创新活力才能得到激活和释放。英国的剑桥和牛津、美国波士顿的哈佛和ｍｉｔ，中国北京的北大和清华，互相竞争和合作成为佳话。深圳的高校要学习广州、香港等一流高校好的经验，在竞争中力争上游。（编辑：林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