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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到工作就填灵活就业”“碰到核查就说在做自媒体”……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尽管教育部门明令禁止，但高校软硬兼施让学生用“就业证”换“毕业证”，用好看的就业率装点门面等现象依然存在。
灵活就业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统计显示，2020届高校毕业生达874万人，同比增加40万，再创新高。但受疫情影响，春招季相当数量的企业收缩了招聘名额。有数据显示，应届生整体招聘需求同比下降22%。
在就业形势严峻、招聘需求下降情况下，一些高校的就业率仍然高达90%以上，引来不少质疑。
东部某省一所大学广播电视专业的毕业生张彤馨说，今夏学校让所有二次考研、参加公务员或教师编制考试的同学一律在毕业去向中选择“已就业-自由职业”，“辅导员和我们说，如果碰到上面核查，就说目前在做自媒体。还再三叮嘱，让我们千万别说错了”。
教育部发布的相关通知中，明确指出互联网营销工作者、公众号博主、电子竞技工作者等属于“自由职业”，应纳入就业统计，这原本是与时俱进的做法，但却被部分高校利用统计规则的更新钻了空子，将应当归为“不就业拟升学”或“待就业”的学生统计为已就业状态。
除自由职业外，灵活就业也成为部分高校修饰就业率的“好方法”。
广州某大学环境科学专业的毕业生郭海涛说，辅导员曾多次劝说找不到工作的同学签“灵活就业”，并将档案派回生源地的人才市场。“辅导员向我们保证这不会影响应届生身份，并且也希望我们理解，之所以‘出此下策’是为了不让较低的就业率数据影响学校之后的招生。”
虚假数据背后，学生很受伤与存疑的数据相比，就业率“掺水”直接损害应届生切身利益。
北方某高校毕业生刘旺4月份签约了一家教培机构的教师岗，但受疫情影响，原本板上钉钉的工作没了音信。这让刘旺烦躁不安，而辅导员时不时催促签署三方协议更压得他“喘不过气”。“每天QQ群、微信群连番催促，每两周一次电话催促。”刘旺说，对于他这种工作没着落的毕业生，辅导员都会采用“人盯人”战术。在轮番轰炸下，尽管自己并不满意， 5月刘旺还是和另一家教育机构签署了三方协议。
江苏无锡某大学英语专业的陈欣怡被实习单位意外辞退后，决定专心准备教师编制考试。但辅导员一再催促尽快签订三方协议，她只能找亲戚的企业帮忙盖章来应付这个要求。
陈欣怡说，面对可能来自省教育厅的毕业生去向核查，学校再三叮嘱，一定要选择“毕业去向信息无误”，还警告说“如果没有按照学校要求应对调查，被查出材料造假，后果自负”。陈欣怡最担心的是，因签署三方协议，会影响她以应届生身份参加教师编制考试。
“不管和谁签，只要签了就行。”三方协议原本应是学生权益的重要保障，但在部分高校却成了学校就业率的抓手。
学校对高就业率的追求让陈昊攻读第二学位的计划成为泡影。陈昊来自东部省份某高校，毕业后他想继续攻读第二学位，需要学校提供未就业证明。而一旦签署了三方协议和劳动合同，陈昊就是已就业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辅导员仍然要求他签署协议。为了既能满足老师的要求，又能拿到未就业证明，陈昊制作了一份假的劳动合同上传至学信网。他本以为上传了劳动合同就能顺利毕业，上传结果有误还能保持自己的未就业状态。然而，页面跳转显示结果无误，这意味着陈昊已是就业状态，难以拿到未就业证明，只能考虑放弃攻读第二学位。他与辅导员尝试沟通，辅导员却不予回复。
优化统计方法，缓解“被迫就业”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高校注重就业率数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是目前衡量学校就业工作和办学水平的重要依据。要保证就业数据的真实性，就不能将就业率作为衡量学校就业工作的唯一标准。他建议，就业数据不能光由校方统计上报，应该有第三方机构介入统计与核查。
某企业的总经理吴先生说：“签订虚假的三方协议会造成就业率失实，对应届生就业起到负面作用。统计毕业生的实缴社保清单得出的就业数据会更为真实。”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解决就业问题的压力不能层层传导给学校，应由政府、企业以及全社会一起发力。
“双一流”高校应以培养学生素质和能力为主要目标，衡量这类高校办学水平时过分强调就业率并不合适。要让就业率“保真”，需建立更为科学的高校办学水平和就业指导服务评价体系，解决部分毕业生面对层层施压而“被迫就业”的现状。(文中提到学生姓名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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