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培云平台
一位在美国工作生活近40年的华侨，针对中国农村的教育现状发出呼吁——重新审视“撤点并校”！
20多年来，这位早年毕业于美国南加州大学、本该享受退休生活的老太太足迹遍布中国贵州、云南、宁夏、山西、河北、内蒙古等10多个省份的贫困农村及学校，见证了“撤点并校”给贫困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
这位名叫杨贵平的老人，已经年近古稀，在美国从教数十年。最近几年间，这位慈祥的老人将对“撤点并校”的担忧时时挂在嘴边——裁撤生源少、设置在偏远地区的教学点，将几个学校合并成一个中心校，以集中优势教学资源，这一政策虽然有着良好的初衷，但实施过程中的简单的一刀切，导致了一些农村孩子失学，进而导致农村的凋敝和乡土文化的瓦解。
落实政策重点放在了“撤点并校”，忽略了“方便学生就近入学”这一前提
教育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从1998年到2007年，全国小学数量减少了47.50%。在撤并过程中，撤并力度最大的恰恰是贫困山区的小学。
杨贵平注意到，许多地方的教育部门，在响应“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政策时，重点放在了“撤点并校”，而往往忽略了“方便学生就近入学”这一前提。
山西吕梁是杨贵平几乎隔一两年就要去一次的地方，2005年一则关于该地区的报道显示，“短短两年，农村小学由205所调整为94所，复式班和单人校全部取消”。
报道没有提到的是，这些被撤并的学校多在边远贫困地区，多为一村一校，村与村之间距离远。把学校撤并的直接后果是，这些村的孩子们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要长途跋涉离家住校。
事实上，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就曾指出，农村小学和教学点“要在方便学生就近入学的前提下适当合并，在交通不便的地区仍需保留必要的教学点，防止因布局调整造成学生辍学”。
在各地调查时看到的一些现象让杨贵平心痛，“撤点并校后，一些地方学校布局不合理，许多小学没有住宿条件，小学生每天要跑四五里路上学；山区一些寄宿制中小学，学生上学路程多数在15公里左右，有的甚至有30多公里。为了安全，有的孩子由家长常年接送，有的由母亲随同租房陪读，有的家庭举家搬迁，既影响生产，又增加负担。也有一些农民干脆劝孩子退学，务农或打工。”
杨贵平至今清晰地记得，在贵州走访时听到的一个七八岁小女孩的哭泣：“好远哦，走得脚痛，怕！”
北方一个贫困县的教育局局长对此深有同感。这位局长告诉杨贵平，自己无力改变政策，但是在自己的任上，学校肯定不会撤，“因为孩子太小”。
然而3年后，这位局长退休，这个县就加快了撤并的步伐。
在中心校上学，费用比村小高得多
从2001年起，“两免一补”政策开始在农村教育中逐步实施，“两免“是免书本费、免学杂费，“一补”就是向住校生发放生活补贴。
然而，杨贵平调查时却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两免一补”后，很多农村家庭的教育费用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原因就是撤点并校”。
杨贵平为“撤点并校”前后农村家庭的教育投入做了一次精确的统计。
在河北省某县，李村小学是中心校，辐射周边多个村落，很多学生寄宿；而张村小学实行就近入学。调查显示，住宿制学生年消费1580元，包括住宿费140元，吃饭1300元，交通费240元；而就近入学学生每天在家里住宿、吃饭，年支出只需要440元，不到前者的三分之一。
在人均收入不足700元的贫困农村，“馒头一个1元”，这样的数字让杨贵平心惊肉跳，学生如何负担得起中心校高昂的伙食费？
“饿，没有钱买。”杨贵平访问过河北一个小学的学生，这个8岁的孩子，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在一些中心校，因为学生突然增加，学生宿舍一下子变得非常短缺。
杨贵平在调查中常常看到这样的场景：几间教室改成宿舍，地是泥巴地，窗子没有玻璃，一张破旧的木板床上，要睡两三个孩子。学生们自带的被褥多半单薄破旧，到了冬天根本无法抵御寒冷。
在杨贵平走过的地方，很多孩子才只有七八岁，一切生活都要自理。一些地方甚至没有食堂，没有人为学生做饭，住校的学生每人自带一个小炉子，清早起来，用自带的树枝烧火做饭，天天吃白饭和酸菜汤。
有些父母为了照顾孩子上学举家搬离故土。在山西，一些家长告诉杨贵平，“如果在乡下还有地可以种，现在到了大村镇，没有办法，只有下煤窑。”
与中心校的拥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已经落寞的村小。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农村学校布局基本以“村村有小学，乡乡有初中”为原则。许多县教育部门规定学校要在村庄2.5公里之内，以便学生就近上学。
而今那些曾经让各方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财力的村小，或被废弃不用，或贱卖为私房，造成了教育资源极大的浪费。
据湖北的媒体报道，湖北省一革命老区在众多爱心人士的资助下，建起了76所希望小学，而今58所小学或卖给农民种庄稼、养猪养鸡，或作为村委会办公之用，或一片荒芜。
“这在湖北省乃至全国都不是孤例。”她说。
学到的价值观是“农村的一切都是落后的”
除了生活上的困扰，学生在中心校不可避免地要遭遇中国学校的通病——应试教育。
“撤点并校”的目的是整合有限的教育资源，让偏远山区的孩子能够享受到优质教育。而这种优质教育通过什么体现出来呢？杨贵平发现，学生的分数是唯一的答案。
寄宿在中心校，孩子离开了父母，离开从小生长的乡村，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一个封闭式的教学环境中。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和不到两个小时的课间休息及运动，其他的时间就是背书、做作业。
所有这些努力的目的就是“有一个好成绩，以后可以考上高中，上大学”。
然而，许多农村老师反映：“不管我们怎么拼命，学生成绩还是上不去，课文太深，和学生生活不结合，学起来困难。”
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深入中国农村的杨贵平有着这样的观察：农村的孩子早当家，四五岁就要开始帮着父母做各种家务和农活，烧饭、带弟妹、挑水、喂猪、种菜等等。在劳动中，孩子逐渐学到许多实用的知识和技能，培养了勤劳、动手的习惯，也培养了对土地、对自然、对家乡的感情。
可当孩子们集中住校以后，每天面对的就是课本，学到的价值观是“农村的一切都是落后的”，老师画给学生的远景和学习的动力是离开农村。
“学生们变得越来越轻视劳动，不会劳动。”一些家长在接受杨贵平访问时常常感慨，“读书越多越懒，越不会干活。”
在杨贵平看来，在农村，没有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教育标准，只有应试一个目标，只会给农村带来灾难。
乡土中国走向凋零
多次的实地调查让杨贵平见证了一个个中国村落的凋零。
山西黄河边的一个小村庄，原有100多户人家，村里有个小学。学校被撤了后，孩子要到中心校住读，仅仅两年间，就有30多个家庭搬走了，搬走的农民离开了家园，土地也荒废了，“留下的村民大多是最贫困，最没有办法的。”
一个北方乡村，村里原有的一个小学有一至五年级。撤了五年级后，9个家庭随上学的孩子搬走了。四年级学生的家长，也有十几家准备搬走。村主任眼见学校办不下去，村子就要死了，于是四处奔走，希望能保住学校，保住这千年的古镇。
对于这种变化，杨贵平有着更深刻的思考。在她看来，学校就是一个村庄的中心，学校的老师是最被尊敬的，孩子则给乡村带来了欢乐和希望。撤了学校，村里没有了中心，多数时间里没有7岁以上的孩子，一些年轻父母也随着孩子离开了村庄。
“一个村没有了学校，没有了孩子，没有了年轻的父母，也就渐渐走向了衰亡。”
杨贵平对此充满忧虑：孩子六七岁就离家住校，在封闭的环境里接受应试教育。可10年寒窗苦读后，能考上大学的不到10%，但这些孩子很难再回到农村。而离开土地的父母，在城镇找到长期稳定收入的机会同样渺茫，他们再回农村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这些孩子，这些父母，以及逐步走向衰落的村庄，他们的前途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