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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解聘病危院长。这个新闻与其说令人震惊，不如说是令人神伤。
真正说来，一个人在院长任上，病危而不得解聘，才是异常。学院有教学工作，有科研组织，有行政事务，院长病至危重，不能视事，则要么请辞，要么解聘，才是合理。所以，我觉得武大城建学院张在元院长遭到解聘，不可谓反常。何况，按照武大的说法，解聘是因为合同到期。
不过，张在元的情况又是特殊的：解聘了职务，他在武大就没有身份，他的人事关系不在武大。
这样，真正的问题，不是武大解聘张在元，而是解聘对张在元所产生的后果。双方的分歧在医药费怎么支付。
张在元患运动神经元病，失去自主呼吸，治病形成了巨额医疗费。我不能说为了使医疗费有人买单，一个病危的人必须继续担任院长；但也不能说一个人一旦被解聘，他病重就要落到等死的境地。
武大与张在元家属之间的分歧，与其说是一个法律问题，不如说是一个伦理问题。
这些年，我们一直讲“对事不对人”、“按制度办事，而不要讲人情”，我看武大做的就是“按章程办”，而不顾及人情。聘用合同终止，宣布不再续聘，没有什么问题，说不提供医疗费和房子，也合乎规定。然而对着一个病危在床的人宣布这些，情何以堪？
这件事情，小而言之，可以让我们再次看到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的必要。大而言之，可以让我们反思近些年被着力推举的“不要讲人情”的观念。不要讲人情，不要讲道义，一切按规矩办，不要有例外……不知有多少社会弱者，就是“按规矩办”而变得更弱，甚至“规矩”中如果有一点保护弱者的内容，也会被束之高阁。一个“按规矩”而可怜的人，还会被解释为“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只不过这一回遇到“高级人才”，张在元就是“按规矩”的，大家看了觉得怎样？
社会不能被当成机器人世界来管理。法治社会，并非只有制度，只有章程，更应有人性的温暖，制度和章程基于人性，但永远不能高于人性。很有些人拿剑桥大学对待霍金、普林斯顿大学对待纳什来对比武大对待张在元的做法，严格地说，霍金、纳什的情况，与张在元的情况并不相同，他们不是院长，而张在元如果不担任院长则无武大教授的位置，但张在元应得到合乎人情的对待，这是一样的。
一个人在聘任期间身染重病，会有何种心情？是数日子等待他的合同终结，还是希望能够助他走完生命的历程？一个社会，怎样去看待那些罹患重疾的人，是认为他们应该早作了断，以免耗费资源，还是与他们一起去珍爱生命、表现生活的美好与坚强？
大学应是人文氤氲之所，其行为也会对学生气质和精神潜移默化，所以大学更不可做欠缺人情的事情，哪怕程序无可指摘。令人欣慰的消息是，武大现在表示仍会关注张在元的病情，并提出了担负部分医疗费的方案。这种做法应该是“不符合规定”的。这会乱了规矩吗？我想人并不愿意得重病，无须考虑效法者多了，就没了规矩，而度乎人情，格外破戒是值得的。(作者系著名杂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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