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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与媒体的座谈会上，中国银行个人金融总部业务总监何明呼吁，助学贷款不良率一直偏高，而且情况在当前形势下更可能恶化，政府应该采取综合应对措施，一方面保证学生的利益，另一方面使助学贷款好事能够持续办好。他建议，学生还贷是否可以考虑在两年缓冲期上再适当延期，以减轻他们的压力，给学生更多的时间和空间。（中国青年报5月11日）
在金融危机之下，何明先生的建议，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一方面，根据国家助学贷款政策，贷款大学生从毕业之后两年开始归还贷款，归还贷款的期限为毕业之后6年。这一还款期限，不但远低于日本的20年期限（在日本公立学校毕业生一般11年内还清，私立院校毕业生一般15年内还清，受资助较多的学生则可在20年以内还清），也低于美国、韩国等国的10年和11年期限，也与我国大学毕业生的工作状况实际情况不符。依据调查，毕业生不按期归还贷款，80％以上是因为经济条件不允许，或没有找到工作，或者工作收入太低无法支付贷款本息，只有极少数学生是有诚信问题“故意”不归还。另一方面，在金融危机之下，毕业生就业难度加大，薪资水平降低，考虑延长学生归还贷款期限，既是减少学生压力之举，又可以避免银行不良贷款率攀升。
国大学生，尤其是贫困大学生的就业压力大，也与学费与贷款归还方式有关，这迫使他们必须找一个“好工作”，才能在较短时间中，“收回”教育投资。如果说，当接受高等教育的回报率还很高时——拿到高等教育学历可以找到一个好工作——这种模式还可以运转，那么，当高等教育的回报率已经下降时，就必须从教育成本、分担比例、贷款归还方式等着手，重新构思缴费制度、贷款制度。 因此，从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与教育环境出发，笔者建议，我国可学习和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的国家助学贷款归还方式，根据毕业生工资收入情况进行还款，对应这一制度，应建立政策性银行负责学生助学贷款，并由政府承担助学贷款担保；应建立更为完善的信用系统，可追踪毕业生的收入与税收情况。在这种模式之下，来自贫困家庭的受教育者的求学经济压力会大大减少，因就业困难而导致的“读书无用论”将难有土壤，政府也会更重视高等教育的质量与就业环境改善，以提高受教育者的回报率。在笔者看来，我国大学生国家助学贷款期限，至少应在目前基础上，再延长4年，以10年为基本期限。而这还仅仅是一方面，从最近接连发生的多起高中毕业生弃考、陕西等地区初中辍学率回潮新闻看，为避免大学生就业难，演变为新的“读书无用论”，我国还有必要从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出发，建立新的大学毕业生归还贷款模式。
上大学缴费制度的理论基础是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作为非义务教育，受教育者接受高等教育，国家和受教育者是直接受益者，因此，按照“得益原则”，国家和受教育者应承担高等教育成本，所以，受教育者需缴纳一定的学费。很显然，要求受教育者在上学时缴纳学费，是基于受教育者接受高等教育之后，有更好的回报这一“假说”，通常情况下，这种“假说”是成立的，根据西方教育经济学家上个世纪90年代的估算，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私人回报率为12.3%，中等收入国家则高达20%左右（所以在发达国家大学的学费标准，一般在高等教育成本的10～20％之间），但是，也有“假说”不成立的时候，即如果受教育者接受完高等教育之后，多年一直没有找到工作，那么他就没有从高等教育中受益，显然，他就不应该承担高等教育的成本。
成本，所以，受教育者需缴纳一定的学费。很显然，要求受教育者在上学时缴纳学费，是基于受教育者接受高等教育之后，有更好的回报这一“假说”，通常情况下，这种“假说”是成立的，根据西方教育经济学家上个世纪90年代的估算，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私人回报率为12.3%，中等收入国家则高达20%左右（所以在发达国家大学的学费标准，一般在高等教育成本的10～20％之间），但是，也有“假说”不成立的时候，即如果受教育者接受完高等教育之后，多年一直没有找到工作，那么他就没有从高等教育中受益，显然，他就不应该承担高等教育的成本。 对于这种情况，一些发达国家，已经有相应的措施，比如，从布莱尔政府开始，英国的学生贷款制度不再要求学生签下定期定额还款的协议，改为通过税局以附加税的形式收回货款。其具体操作是，当毕业生的收入高过某一个最低还款水平后，税局的电脑会自动按规定标准扣减毕业生收入用以还款，直至欠款还清为止。这一制度不但免除了贫困学生贷款的后顾之忧，不必为毕业之后的还款而烦恼，而对于那些一直没有找到工作（或者收入一直低于某个最低还款水平）的大学生来说，则意味着他们将不会支付贷款。 从实施缴费上学政策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高等教育成本核算、高等教育受教育者分担比例、国家助学贷款体系问题，高等教育成本核算与高等教育受教育分担比例问题，导致我国学费水平偏高；国家助学贷款体系，包括谁可以获得贷款、可以贷多款、贷款怎样归还、谁来进行贷款风险担保等问题，让高额学费、贷款压力成为不少受教育者求学的拦路虎。客观上说，我国大学生的就业期望普遍比较高（目前已有下调），这与学费高有明显关系，高学费本身意味着对教育回报有高预期，要降低大学生的就业期望，就需要下调受教育者的成本分摊比例；我对于这种情况，一些发达国家，已经有相应的措施，比如，从布莱尔政府开始，英国的学生贷款制度不再要求学生签下定期定额还款的协议，改为通过税局以附加税的形式收回货款。其具体操作是，当毕业生的收入高过某一个最低还款水平后，税局的电脑会自动按规定标准扣减毕业生收入用以还款，直至欠款还清为止。这一制度不但免除了贫困学生贷款的后顾之忧，不必为毕业之后的还款而烦恼，而对于那些一直没有找到工作（或者收入一直低于某个最低还款水平）的大学生来说，则意味着他们将不会支付贷款。
国大学生，尤其是贫困大学生的就业压力大，也与学费与贷款归还方式有关，这迫使他们必须找一个“好工作”，才能在较短时间中，“收回”教育投资。如果说，当接受高等教育的回报率还很高时——拿到高等教育学历可以找到一个好工作——这种模式还可以运转，那么，当高等教育的回报率已经下降时，就必须从教育成本、分担比例、贷款归还方式等着手，重新构思缴费制度、贷款制度。 因此，从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与教育环境出发，笔者建议，我国可学习和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的国家助学贷款归还方式，根据毕业生工资收入情况进行还款，对应这一制度，应建立政策性银行负责学生助学贷款，并由政府承担助学贷款担保；应建立更为完善的信用系统，可追踪毕业生的收入与税收情况。在这种模式之下，来自贫困家庭的受教育者的求学经济压力会大大减少，因就业困难而导致的“读书无用论”将难有土壤，政府也会更重视高等教育的质量与就业环境改善，以提高受教育者的回报率。从实施缴费上学政策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高等教育成本核算、高等教育受教育者分担比例、国家助学贷款体系问题，高等教育成本核算与高等教育受教育分担比例问题，导致我国学费水平偏高；国家助学贷款体系，包括谁可以获得贷款、可以贷多款、贷款怎样归还、谁来进行贷款风险担保等问题，让高额学费、贷款压力成为不少受教育者求学的拦路虎。客观上说，我国大学生的就业期望普遍比较高（目前已有下调），这与学费高有明显关系，高学费本身意味着对教育回报有高预期，要降低大学生的就业期望，就需要下调受教育者的成本分摊比例；我国大学生，尤其是贫困大学生的就业压力大，也与学费与贷款归还方式有关，这迫使他们必须找一个“好工作”，才能在较短时间中，“收回”教育投资。如果说，当接受高等教育的回报率还很高时——拿到高等教育学历可以找到一个好工作——这种模式还可以运转，那么，当高等教育的回报率已经下降时，就必须从教育成本、分担比例、贷款归还方式等着手，重新构思缴费制度、贷款制度。
因此，从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与教育环境出发，笔者建议，我国可学习和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的国家助学贷款归还方式，根据毕业生工资收入情况进行还款，对应这一制度，应建立政策性银行负责学生助学贷款，并由政府承担助学贷款担保；应建立更为完善的信用系统，可追踪毕业生的收入与税收情况。在这种模式之下，来自贫困家庭的受教育者的求学经济压力会大大减少，因就业困难而导致的“读书无用论”将难有土壤，政府也会更重视高等教育的质量与就业环境改善，以提高受教育者的回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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