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中国股市的人,尤其是投身于中国股市的人,很少有人不知道安妮这个名字的。从股评家到投资家,安妮在十年间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
安妮是一个很专业的人,同时安妮也是一位与众不同的母亲。
安妮三十岁那年才当上母亲,她这个母亲当得真有点惊心动魄。 儿子好不容易出生了,初为人母的安妮却因大出血又一次上了手术台。 儿子打一出生就体弱多病,一次又一次地住院抢救。生下来半年了,依然终夜啼哭,瘦得皮包骨头,连安妮的母亲都失去信心了。老人难以自控地反复说着一句话:“这孩子养不活了!这孩子养不活了!”可安妮决不轻言放弃,随即毅然决然地请了长假,全心全意地侍弄孩子。白天好说,难的是晚上,孩子一生病放到床上就拼命地哭,安妮和丈夫只能彻夜不眠抱着他在屋子里来回踱步。前半夜六点到十二点安妮负责,后半夜十二点到凌晨六点丈夫负责,这种轮流值班的办法整整坚持了一年,由此可见父爱与母爱的力量。
病弱的儿子终于转危为安了,安妮的心中有着说不出的喜欢,可理智告诉她:对孩子来说,父母所有的喜欢都应该有着一个明确的方向,那就是把孩子培养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安妮有一个独特的教育理念,她认为培养一个优秀的人的关键是注意培养他的性格,而并非培养他的学问。在培养性格时最重要的一点是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培养孩子的生存能力。她常常对儿子这么说:“学习是你自己的事,为什么要父母督促你呢?生存也是你自己的事,父母更是无法替代,今后你背叛父母都没关系,但是千万不能背叛自己。为自己负责是一个男人最起码的责任。”安妮和丈夫约法三章,让孩子从小就接受一种发达国家的开放式的教育,决不像大多数的中国家长一样把孩子的一切全都包下来。 儿子进幼儿园时,安妮的事业再度起步,整天忙得不可开交。身为作家的丈夫又在北大进修。儿子下午五点离园回家,家里天天是铁将军把门,妈妈在哪儿都不知道。可妈妈早就留下指示了:你自己想办法到任何可以去的地方去,无论是吃饭还是求宿,等妈妈回来后会一一去还情的。 安妮之所以会这么做,大概和她童年所受的家教有关。她的父母对她的管束极少,他们听任她自由自在地长大。因此,她觉得在当今社会,这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儿子进小学了,作为母亲,安妮第一天陪着他一起去学校报到,然后把他送到教室。这样的母子作伴上学堂的经历在儿子的记忆中仅此一次,以后就再也没有了。当天晚上安妮就认真地对儿子说:“今天你已经认识去学校的路了,从此以后爸爸妈妈再也不会来接送了,一是没有时间,二是没有必要。”安妮说到做到,哪怕是顺路经过儿子学校门口,哪怕是刮风下雨,她都坚持让儿子独自回家。江南的天气常常会莫名其妙地下起雨来,小小读书郎也真能自己想办法,下小雨时,他会赤着脚自己跑,下大雨时,他会躲在别人的伞底下。 安妮从来不辅导儿子的作业。小时候儿子做功课时遇到困难,她让他自己去问老师,去问同学,她对儿子说:“你应该从小学会怎么向人学习,怎么向人求助,这也是一种很重要的生存能力。” 安妮对儿子的要求也有点特别,她自己从小到大学习永远是班上第一名,可偏偏对儿子说:“不用费劲费力考100分,有60分就可以了。但在回答问题时必须有点创新精神,不能人云亦云。”在儿子的各门功课中,安妮惟一关心的是他的作文,问她缘由,安妮说得很实在:“我和我丈夫都是搞文学出身,我们家可不能出一个文理不通的人。还有,文为心声嘛,从中还可以捕捉到一点孩子的真实思想,否则怎么能和他有效地沟通呢。” 在安妮的眼中,儿子是这样一个人:按照目前流行的好学生的标准,儿子只能算得上一般,但在同学中间,儿子绝对是一个呼风唤雨的中心人物,这种状态比较符合安妮的心愿。
儿子小学上了没两年,安妮南下深圳开始了她的股市生涯,儿子自然也跟着妈妈转学广东。安妮按照她一贯的做法出高价把儿子送进一个好学校便撒手不管了,因为她需要全身心地开始自己的人生二次拼搏。儿子可是第一次远离家乡,又听不懂同学们的广东话,那份孤独和寂寞之感可想而知。 有一天,儿子一本正经地对安妮说:“妈妈,你知道吗,我曾经想过要自杀。”安妮听了大惊失色:“现在还有这个想法吗?”儿子轻松地笑了:“当我能坦白和你这样说时,就证明我早已过了这一关了。” 这次对话对安妮的触动极大,她开始反省起自己的教育方法来:是不是过于理性了?是不是有点失之偏颇?正当她陷入自责时无意中看到了儿子的一篇作文,内容正好是关于“母爱”的,安妮原以为儿子会在作文中有所抱怨,没想到儿子却在文中写道:“在我年幼时,妈妈为了养育我忍痛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如今妈妈为了能让我受最好的教育又毅然开始了二度创业,我觉得我的妈妈是所有的妈妈中最不屈不挠的人。”安妮释然了。 安妮的儿子薛非,这个少年留学生如今正在英国求学。远涉重洋留学也是父母和孩子共同商议的决定。父母出钱,孩子出力,从申请到签证居然是薛非单枪匹马自己一手搞定。 薛非说:“妈妈从小对我的教育主要是精神上的,其他方面她尽可能地让我独立,所以我现在出国后适应起来并不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