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家庭教育

梁启超（1873—1929年）是广东新会县人，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他不仅是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家、著名学者，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尤其是在对子女进行的家庭教育方面，堪称极其成功者。

梁启超自小就极聪慧，加之勤奋好学，有极为强烈的求知欲，在乡间即有“神童”之称。16岁时（1889年），梁启超考中举人。他因在上海得见《瀛环志略》以及若干西书，开始接触西学，对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异常倾倒，遂于1890年拜康有为为师，接受改良主义思想，并协助康有为编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重要著作，也是康有为“万木草堂”弟子中最杰出的一个。甲午战争失败后，关心国家民族安危，研究西方国家强盛原因的梁启超与康有为一起发动了著名的戊戌变法救国运动，成为与康有为齐名的改良主义领袖，时人并称“康梁”。

梁启超是一位极其勤奋的学者，生平著述极多，达1400万字，内容广及政治、历史、经济、教育、哲学、佛学、文学、新闻学等诸多方面，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留下了一笔丰硕的文化遗产。

梁启超又是很重视并且善于进行家庭教育的教育家。他有九个子女（五子四女），在他的教育下，个个道德高尚，才华出众，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后来都成为对祖国有杰出贡献的杰出人才。

一、爱国主义教育

梁启超一生虽历经沧桑坎坷，但爱国之心始终不变，以著作报国达40年。他对子女的影响和教育贯穿着一个中心，就是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在家里，他经常向子女们讲祖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和爱国者的故事；孩子们长大离家后，他仍以书信形式继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鼓励孩子们努力学习，掌握专业知识，将来报效祖国。在他的教育影响下，孩子们自幼培育了对祖国深厚的感情，立下了报国之志。

梁启超的九个子女中，先后有七个曾到外国求学或工作，他们在国外都接受了高等教育，学贯中西，成为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完全有条件进入西方上流社会，享受优厚的物质待遇。但是，他们中却无一人留居国外，都是学成后即刻回国，与祖国共忧患，与民族同呼吸。抗战期间，梁启超的长子、著名古建筑专家梁思成和夫人林徽音在四川过着清贫的生活且又都疾病缠身，却仍然顽强地坚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当时美国一些大学和博物馆都想聘请他们到美国工作，这对他们夫妇治病也大有好处。但是，他们却一一拒绝了。梁思成说：“我的祖国正在苦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哪怕仅仅是暂时的。”

新中国成立后，梁启超的家人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虽历尽磨难而无怨，以一腔热血报效祖国。他们全家人在梁启超夫人王桂荃和长女、时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梁思顺的主持下，将梁启超遗留下来的全部手稿都捐赠给北京图书馆，并把北戴河一座别墅献给了国家。1978年，梁启超的次女、著名的图书馆学专家梁思庄又代表全家将梁启超坐落在北京卧佛寺的陵园和几百株树木献给了国家。1981年，梁思庄组织在京的弟、妹集体自费回广东新会探望乡亲父老。他们带去了梁启超的亲笔字卷和战国编钟，赠送给广州和新会博物馆。至此，梁启超和他的子女们将他们所能献出的一切全部奉献给了祖国。

二、道德品质教育

梁启超很重视对子女进行道德品质方面的教育，并以自己崇高的道德情操为子女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从小就要求孩子们一定要艰苦朴素，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自己。他说：“生当乱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只要能维持生命便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能在困苦中求得快活，才真是会打算盘哩１他教育子女们要热爱生活，适应环境。他说：“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了新生命，如朝日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在他的教育影响下，孩子们个个都有一个艰苦奋斗的历史。

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曾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1930年学成回国，正是国内战火不断的时代。他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长期从事考古工作，曾主持山东章丘龙山镇和河南安阳后冈、西北冈等重要发掘，并首先确定仰韶、龙山和商文化的相对年代。梁启超的四女梁思宁，在南开大学读一年级时，因日机轰炸而失学。她抱着满腔的爱国热忱投奔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梁启超的幼子梁思礼，1924年才出生。当他5岁时，梁启超就去世了。他17岁赴美求学，边打工边读书，在饭馆里洗碗碟，在游泳池当救生员，什么都干，苦读八年，终于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从事电子科学研究工作，是我国著名的火箭专家，曾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并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三、追求知识教育

梁启超在家庭教育中很注意引导孩子们追求知识的兴趣，培养他们好学深思的习惯。他很尊重孩子们的个性和志趣，根据每个孩子的特点因材施教，并以平等商量的方法设想每个孩子的发展方向。

在治学方法上，梁启超要求每个儿女既要专精又要广博，他在对子女的谈话及通信中指出：“思成所学太专门了，我愿意你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之某部门，稍多用点功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他以自己为例说：“我生平趣味极多，而对于自己所作的事，总是作的津津有味，而且兴趣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句，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他要求次女梁思庄“在专门学科之外，还要选一两种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如音乐、文学、美术等”。他对梁思成说：“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时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

梁启超不断鼓励孩子们战胜学业上的困难，继续前进，要效法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精神，同时也要培养和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当学建筑的梁思成在美国完成学业之后，梁启超要他到欧洲考察一二年，再结合对中国古建筑的考察研究以形成自己的学问。当学考古的梁思永完成了在美国的学业之后，梁启超立即安排他回国实习并收集中国的有关史料。

正是由于梁启超的良好的家庭教育方法，使他在对子女的教育培养方面大获成功。他的儿女们不负父亲，个个意志坚强，性格开朗，学有专长又多才多艺。他们都为祖国的解放尤其是建设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